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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参考|由了解世界到展示中国时间:2023-05-15 工作参考|由了解世界到展示中国 ——外语学科的发展历程 作者:肖宏宇 沈凌 来源:学习时报 中央党校外国语言与文学学科(以下简称“党校外语学科”)体现了党对“胸怀天下”世界观的坚持,始终担负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了解世界”的基本任务,并随着党的建设和党校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党校外语学科因时而立,因势而兴,因需而变,在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过程中不断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内翻译实践为主,兼顾对外翻译传播 党校外语学科诞生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追求真理的革命实践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翻译经典著作是必然途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中专门提到要对理论著作的翻译制定一个计划,指出急需开始编译的工作之一是党校的教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1927年4月29日,陈独秀在党的五大上的报告中强调,宣传部要扩大翻译工作。报告本身也附有英文翻译稿。192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中央党校的筹办工作,除了谈及副教务主任和事务主任的工作外,专门指定由两位同志担任翻译。 1933年3月,中共中央局在苏区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便是中央党校的前身。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通晓外语并具有留学海外的背景。任弼时曾赴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负责翻译俄语书籍和俄语文章。张闻天曾先后赴日本、美国勤工俭学,他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颇高,并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党校唯一的政治教员”成仿吾曾留学日本,并赴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等从事革命活动、主编杂志。先后任党校教务长和副校长的冯雪峰也是颇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家。党的这种人事安排为党校外语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党校外语学科基本形成了既注重对内翻译实践,又拓展对外翻译传播的学科框架。一方面,党校注重马列经典著作的对内翻译与传播,同时开启了外语人才的培养。1938年5月,延安马列学院成立(1941年改名为中央研究院,1943年并入中央党校成为第三部),特设了编译部。这个机构的诞生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还专门开设了俄文讲习班,参加讲习班半数以上的学员都能做一些翻译工作。《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今年要首先校阅党校所用全部翻译教材及译完西方史两册,以应急需。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另一方面,党对翻译活动的精心组织和对外翻译传播实践的成功为党校外语学科的后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强化了党校外语教师要平衡外译中与中译外的两种翻译实践的意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翻译有机地融入党校教学与科研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央党校始终坚守和传承翻译工作,通过讲稿翻译、文献资料编译和经典著作校译,翻译工作逐步成为党校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组成部分。 1948年到1955年间,马列学院的三任院长刘少奇、凯丰、李卓然都有留学经历,外语素养与理论水平都很高。凯丰曾留学苏联三年,是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担任过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的杨献珍也曾翻译过《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 1949年马列学院进驻北京后,随着中苏关系不断紧密,苏联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专家学者和代表团,其中就包括到马列学院的苏联专家。1950年至1956年间,来马列学院授课的苏联专家达60余人。由于大量苏联专家的到来,迫切需要俄语翻译参与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1953年9月,当时马列学院组织机构与编制表中共有六个教研室和一个俄文翻译室(编制共计21人)。俄文翻译室下分六个翻译组:马列主义基础翻译组、政治经济学翻译组、哲学翻译组、历史翻译组、新闻翻译组、党建翻译组,主要任务就是翻译当时在校任教的苏联专家的讲稿。 1956年党校扩大校务会通过《关于翻译和翻译工作的调整问题》,党校编译室随之成立,其工作任务主要包括翻译教学资料,翻译与教学和研究相关的理论书籍和论文,负责外国专家的工作以及进行俄文进修。在此期间,党校的翻译人才大量参与了校刊编辑工作,承担了很多外文资料编译和翻译工作,其中《向专家学习》主要是翻译苏联专家讲稿,《教学参考资料》主要是翻译和编译教学科研相关的各语种外文资料。 后来,郑伊倩等德语教员参加了以成仿吾为顾问的马恩经典著作校译工作小组,协助从德文原版重新校译马克思恩格斯的五部著作《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及其部分书信。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传承发展翻译工作同时外语教学乘势发展 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后,党校的外语人才积极参与理论研究资料的编撰和翻译工作。改革开放初期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其中专门设立了外文资料翻译室,负责党校内部研究刊物《理论研究资料(校内参考)》中的译文专栏。 为适应党校在改革开放时期培养研究生的需要和干部自身外语学习的需要,在原有翻译室外语人才的基础上,中央党校又引入了很多外语人才,并专门成立教研室。从此,党校外语学科从原来的以翻译为主逐步向翻译与外语教学并重发展。 1983年,外国语言与文学教研室成立。教研室最初归属理论部,1985年成为校直属机构。1991年春,外语室与语文、历史两个教研室合并为文史教研部。2011年,教研室更名为外国语言与文化教研室。 教学主要包括研究生外语教学和干部外语培训两大部分。1981年起,党校开始招收研究生。校委会召开外语教学专题会议,出台《中央党校研究生培养方案》,对外语课进行了专门规定。干部外语培训包括了进修部、培训部、函授学院、成人教育学院、业余大学、党校组织的校内教师培训班等外语教学工作。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作为选修课的外语课对在党校学习的中青年干部的外语扫盲和外语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很大作用,受到进修部、培训部学员的欢迎。2001年至2013年期间,原国家行政学院也相继承办了八期“省部级干部英语强化班”,共培训110多名省部级干部。 在科研上,外语教师不仅参与了党校相关课题的译介和马恩著作的校译,以及涉及中东和苏东地区教学资料的编译,还出版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方向的几十部学术译著,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论欧洲共产主义》《金藤》《通产省与日本奇迹》《走向澄明之境——卢梭随笔与书信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媒介社会学》《民族与民族主义》《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等。多名教师获得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通晓俄语和孟加拉语并翻译了泰戈尔的多部作品的董友忱获得了印度政府授予的泰戈尔纪念奖章的殊荣。精通俄文翻译的李钧学是俄译《周恩来文选》等重要文献的定稿人之一。何祚康积极开展了中国文化作品的对外翻译,英译了《大学中庸》《孟子》等文化经典。 这一时期外语教师们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对外交流工作,多次担任党校出访及来访的外事口笔译工作,参与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1996年8月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等国际会议的口译工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跨学科外语教学和对外翻译传播能力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中央党校在建设“一流学府”过程中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外语教学更加注重学生学术外语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外语室遵循“因材施教、注重能力”的原则,持续渐进地对研究生公共外语进行改革。这一时期教学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设计适合党校学生需求的跨学科外语课程,引导学生将外语学习与专业学习、学术科研和跨文化交流相融合,形成了“基础英语+应用英语+英美文化讲座”的硕士生英语教学框架和“语言技能+学术英语+跨文化课程”的博士生英语教学框架,尝试实行“通选+限选”的授课模式,出版教材《博士生学术英语综合阅读》。在党校主体班课堂上,本学科教师也先后开设“美国文化政策”“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政策比较”“法国大革命的启示与意义”讲座课。 建党伊始,翻译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重要途径。新时代以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对外传播同样离不开翻译,翻译能力和翻译人才队伍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因此,党校外语学科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传播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从比较语言学和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尝试描述和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与党的政治文献翻译传播的规律和特征。近几年来,外语学科的科研逐步转向翻译传播学,以期更好地为新时代传播好中国声音建言献策。 新形势下,外语学科的科研更加注重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和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建设的相关研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近几年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政治文献的翻译与文化认知研究,以及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的翻译问题研究,同时加强了对冷战后的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导向研究,发表了《巧妙应对传播中国声音的文化挑战》等学术文章,参与撰写有关国际传播的内参报告。教研室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传播的相关问题研究”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举办了学术研讨会。此外,外语学科先后与政治学和文史学科合作,参与了相关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党校重点科研课题的研究,发表了涉及中国道路、中国巡航亚丁湾和中国教育等方面的外文论文和相关编译文章,相继出版了跨学科的多部译著,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合情顺理》《饥饿:一部现代史》《避免战争,缔造和平》《进步派:行动主义和美国社会改革(1893—1917)》《大国之翼:“一带一路”西行漫记》等。 在中央党校建校九十周年之际,回望党校外语学科发展的历程,将更加增强党校外语教师在新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党校外语学科将继续深化外语教学改革,为党校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质量人才,并围绕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和政治文献的对外翻译传播展开研究,在翻译实践中更加注重外译中与中译外的平衡,从而为讲好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故事作出应有的努力。 〔此文是在文史教研部外国语言与文化室集体编写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外国语言与文学学科史》基础上提炼与改写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