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参考|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新论域

工作参考|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新论域

作者：王海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在2022年进一步强调，前者的根本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政治学界对这一顶层设计积极响应，共同探讨、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得益于这一背景，中国政治现象学研究通过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汇聚来自政治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和哲学等多学科学者，初步兴起一股学术潮流，共同任务是：借用或改造现象学思维、理论和方法，对公共生活进行描述、分析和阐释。这一探索不仅有助于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内部添加新的增长点，还有助于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新的建设方案。

中国政治现象学的知识创新

逾百年历史的哲学现象学运动对多个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诸如教育现象学、法律现象学和现象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已成为学科交叉的典范或重要的分科分支。从胡塞尔的学生和助手阿道夫·莱纳赫在1913年撰文关注法权议题算起，现象学与政治学为邻已整整110年。在随后的学术发展史中，偶有现象学家碎片化地论及一些政治议题。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有一批政治哲学研究者，陆续梳理从海德格尔到阿伦特等现象学家关于政治生活的思考。“政治现象学”便是在这一时期作为特定知识领域的标识被正式提出的，但长期影响平平。变化发生在2016年，西方学界加速了政治现象学研究进程，几乎每年都有相关文集出版。不过，从作者构成及主要内容看，基本属于以政治伦理为对象的“政治现象学哲学”研究，难以为政治学提供主流的知识产品。

2018年，第一届政治现象学研讨会召开，目标在于推进“现象学政治学”研究，即以政治学为体、以现象学为用的政治现象学。之所以沿用“政治现象学”表述，是因为西方政治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一直属于政治学理论的传统范畴。在政治学知识体系内部，中国政治现象学在现阶段已经提供和所应提供的知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以下各问题的回应。一是如何立足于政治学的学科特征和学术需求，通过现象学知识的借用和改造，促进政治现象学研究范式的形成。这并不是追求一种严格的亚学科范式，而是在宽泛意义上形成一些具有现象学特质的、适应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新方法或新工具。二是如何运用政治现象学研究范式，促进对政治学核心议题的深化探索，以及对政治学热点议题的创新探索。其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相关的重大议题，应得到优先处理。三是如何有效地在边缘地带和前沿地带与更多学科展开密切交流合作，不断拓展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基于这一点，我们通过各种形式汇聚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现象学与公共生活两个焦点，构建政治现象学的研究空间，以贡献全新的知识产品。着力开拓这些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方向，体现出中国学者在促进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化”方面的努力。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挑战

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基础性知识是源泉，其是否可靠和鲜活，攸关学科的健康发展，也是整个学科知识体系实现“自主化”的两项关键指标。知识是关于事物的信息，因此事物的性质会影响到知识再生产的方式。政治学的特殊性在于，无论是处理事物的研究者，还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具体事物，都处于一种事实与价值紧密绞合的状态中。因此，政治学知识的“保真”和“保鲜”两方面，面临更高难度的挑战。就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而言，需要政治学家对自身及其研究对象，持续展开有力和有效的反思。在方法意义上以“反思性分析”著称的现象学，便可以在此方面提供额外助力。

通过数十年的补课和探索，并紧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步伐，当前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在不断完善。从基础结构看，这个体系主要由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史和西方政治学三大类知识构成。后两类知识曾经是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重要资源，但已经呈现出知识老化的态势，且二者的事实基础是与当代中国不同的异在性时空实践，若基于此来把握当代中国问题，难免出现生搬硬套的情形。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知识是中国政治学反思和发展自主知识的主要产物，其突出成就集中表现为若干得到普遍承认的“中国化”或“本土化”理论探索。进一步推进这些探索，需要充分重视其中存在着的种种“滞胀”现象，避免大量低水平和重复性研究。此外，还有一些“通病”值得注意，如学科知识体系在提升专业化的同时，也会逐渐成为特定知识领域生产、储备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和主导者，呈现出一种“保守化”倾向，政治学科也不例外。

政治现象学的应对策略：检验与增益

在追求知识的可靠性和鲜活性方面，现象学有其独到之处。现象学本就源自胡塞尔对人类知识再生产的历史状况的深切忧思。在知识不断累进的过程中，一些知识阶段性地获得竞争优势，却因知识传递的社会化和制度化形式被赋予不容置疑的地位，由此产生的“盲信”或“失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为解决这一问题，现象学的方案是以事物本身为终极目标，悬搁关于事物的知识，在反复验证后去伪存真，尽量减少由知识分歧造成的各种危机。政治现象学把握和运用这些现象学洞见，为应对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重大挑战提供了新的策略。

首先，面对“保真”的挑战，需要对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基础进行现象学式的检验。就检验的对象而言，不仅要评估既有知识基础的准确性，更要评估这些知识基础与其所涉事实之间的关系。以西方政治学知识为例，进一步澄清其在西方经验中的来龙去脉只是基本要求，还要结合中国政治实践反思其适用性。就检验的手段而言，目前直接采用符合哲学现象学要求的彻底悬搁显然不具有可行性，毕竟政治学处理的对象过于复杂，因而受控制的或有限度的悬搁可能更具实操意义。以政治学基本概念研究为例，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关于某个概念的表述都“打上括号”放在一旁，只能对该概念的相关理论研究，以及一切可能影响概念变迁的事实变量进行遴选、评估和综合，以逐步接近概念的真相。

其次，面对“保鲜”的挑战，政治现象学提供的是一种增益策略。这种策略主要体现在运用现象学方法把握政治学研究对象的两个环节中。第一个环节是所谓的“本质直观”，对事物的所有属性进行“扫描”，就是要摸遍大象的所有部位，否则无法画出一只完整的大象。政治现象学提醒我们，除了精描业已熟悉的部位，还需要以各种方式去探测和寻找那些未知的部位。这个策略适用于对所有的新旧对象进行发问，如传统的国家研究是否还存在未探的进路？新时代政治实践给出了哪些研究空白？这个环节特别有助于丰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带来数量上的增益。第二个环节是通过“反思性分析”和“生活世界的阐释”，精准地解析事物的意义结构。如果说前一个环节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大象的“形”，那么这个环节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大象的“神”。就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而言，此环节要超越对既有知识的检验，一是考量内在意义空间的“相遇”，重点分析政治知识与其相关的政治实践究竟如何产生，以及产生何种关联；二是考量外在意义空间的“交互”，将“相遇”置于具体的情境（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中予以解释。这个环节之所以格外重要，是因为政治生活在意义建构方面拥有超越于任何其他活动类型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还有较之于其他现象更强的中心性和系统性（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围绕这项工作产出的新知识，属于对知识体系建设的实质性或高质量增益。

“朝向事实本身”这种哲学现象学要求，可能会令不谙此道的政治学者望而生畏。其实，我们所熟悉的“实事求是”，就是一种朴素的现象学观念。但凡政治学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追求具有创新性的知识，就可以算是朴素的政治现象学者。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性正是“自主性”的两个根基。中国政治现象学努力立足于这两个根基，在政治学内部开拓新的空间，并通过对政治学的整体反思提供的新路径，从而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形成一块“新知策源地”。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